人脸识别技术在使用和信息采集过程中，天然地容易引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担忧。这也使得这一技术进入社区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和拉锯。
第一财经（ID：CBNweekly2008）
没有人告诉徐杰，他可以凭自己的脸刷开楼栋的单元门。
在今年4月搬家前，徐杰租住在上海一个1980年代末建成的老小区里。小区名叫寿山坊，毗邻上海南站。像散布在这座巨型城市的许多居民区一样，寿山坊是封闭式的，小区正门出入口有刷卡的人行道闸，不过早已故障，闸口常开。
刚入住寿山坊时，徐杰随身带两把钥匙，一把用来开自己的防盗门，一把用来开单元楼的铁门。第二把钥匙从去年9月开始被智能门禁卡代替——寿山坊小区更换了所有单元楼的门禁设备，并要求业主、租户和其他外来人员在指定时间到居委会会议室登记信息、办理新卡。
新的对讲系统还直接绑定住户的手机号码。这样一来，住户远程通过手机应答对讲，就可以打开单元门。智能门禁安装一段时间后，徐杰已经习惯了手机开单元门的方式，他觉得这样更方便，不用带门禁卡。
直到有一次回家，他像往常一样走到单元门口，没等按下门铃，“滴”的一声，门锁就自动打开了。徐杰发现，在新的智能门禁设备上，附有一块手机大小的彩色电子屏。每当有人走近单元门，屏幕就会亮起，显示摄像头拍到的动态影像，影像中的人脸会被框出。试验了几次之后，徐杰确定，自己就是靠“刷脸”打开了这扇铁门。
“当时第一反应是惊吓，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门禁有人脸识别的功能。”徐杰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自己的确收到过一份告知书，通过这张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共同落款的A4纸，他知晓自己要去办一张门禁卡，也得知办卡的时间、地点和需要准备的材料，可告知书通篇都没有提及人脸识别，更没人提醒他会被采集人脸信息。
徐杰回忆起，去居委会办卡的当天，除了携带身份证、录入手机号码，自己还被要求端坐在一个类似机场安检的摄像头前，拍摄了照片。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面部信息被采集了。
基本在同一段时期，附近的几个小区也完成了类似的改造。它们都由政府部门出资，主要工程就是在社区、酒店、商业地产等出入口增加带有人脸识别（或车牌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和门禁，并与公安部门的后台联网。
在公开报道和可以查询到的政府文件中，与此相关的名词很多，比如“神经元”“微卡口”“智慧社区”“智慧城市”“雪亮工程”等。它们有的是区县级别的项目，有的是整个城市的规划目标，有的是全国公安系统的重点工程。但可以明确的是，“人脸识别”作为这些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广泛、快速地进入中国城市的社区。
人脸识别技术在使用和信息采集过程中，天然地容易引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担忧。这也使得这一技术进入社区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争议和拉锯。另一方面，通过观察人脸识别进入小区的故事，也可以借机考察社区——这一中国城市的毛细血管——的治理和决策结构。
陈林反对人脸识别进入他所在的圣莫尼卡小区。今年7月，他和徐杰一样，收到了一份告知书，落款同样是居委会、小区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不过这份告知书中清楚写明，准备采集包括业主和租客在内的每一个居民的人脸头像信息，用于完善小区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数据。
陈林的第一反应是扔掉这张纸，因为上面没有盖章，他以为是假的。后来在微信群里，社区民警确认了这是真的，并且重新张贴了盖章的告知书。陈林很快在群里表达反对，他认为，采集居民的人脸信息，以及更换安防系统这样的事务，应该事先征得业主讨论同意，而告知书上带有强制意味的通知口吻，让他觉得不舒服。
圣莫尼卡小区规模不大，只有三个楼栋、两百多户住户。对于采集人脸信息是强制还是自愿的问题，除了陈林，至少有十多位业主通过电话和社区的微信群表达担忧：面部信息的采集方是谁？数据由谁保管？安全如何保障？在陈林看来，人脸识别可以带来的便利，不值得他冒过多与之不相匹配的风险。人脸生物识别信息不像普通的密码，它具有唯一性，一旦泄露或被窃取，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逆的。
反对的业主们找到居委会，希望可以召开一次业主大会，由负责人在会上把设备和技术相关的问题介绍清楚，“居民有哪些担心，可以在会上提出来。”但居委会没有同意。业主们又联系业委会，可是小区的业委会平日里并没有什么存在感，即使在业主微信群里被业主@，他们也几乎没有发声。
按照丰翔社区居委会给《第一财经》YiMagazine的回复，圣莫尼卡小区的人脸识别门禁等安防系统，是居委会和街道从试点指标中争取到的，是出于善意，旨在提升小区的安全管理，改善居民体验。由于不需要小区出资，所以也不需要经过业主大会通过。
在圣莫尼卡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一位业主说：“我们应该也有法律赋予的拒绝‘善意’的权利。至少应该按照流程讨论它。”
居民也曾向丰翔社区居委会询问，有没有刷脸以外的选择。得到的答复是：刷身份证。陈林觉得有些荒唐，回自己的家，为什么一定要刷脸或者刷身份证才可以？后来，居委会又回复说，也可以像过去一样，用手机门禁。
总结下来，圣莫卡小区的业主诉求主要是两点：对技术本身安全性的担忧，以及对社区决策流程的不满。
陈林后来回忆起来，大约在一年前，社区居委通知业主，将在小区门口安装人脸识别门禁。当时居委会的解释是，安装这一设备是响应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的文件要求，圣莫尼卡小区只是先行了一步，最终全市范围内所有小区都会覆盖。不过居委会并没有提供文本，而是让业主自己去网上搜索。
丰翔社区居委会所指的，是上海市政府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规划文件。这份《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更多是纲领性的阐述，文中的确提到智慧社区建设“应遵循‘标杆示范、逐步推广、全面覆盖’的原则”。
更具体的指标来自公安部门和街道层面。根据《上海智慧公安建设五年规划》，2018至2020年，上海各区每年在各街道完成不少于1／3的智能感知设备安装。2019年上半年，所有封闭式住宅小区全部完成“基础版”智能安防建设。
实际操作中，在酒店等出入口，以“微卡口”为名的安防系统升级已经是强制规定。每一个酒店的出入口区域，都需要按照规定自费安装人脸识别的摄像系统，并且直接连接公安系统。此外，新建的小区和物业也已经全面铺开。而在已有居民社区，推广则采用试点和征得同意的方式，并没有完全强制的规定。
“目前上海许多年龄较长的老旧小区都在逐步改造，多为政府部门出资。”岑红福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是一家名为携同科技的弱电工程服务商的工程总监，从事智能化工程行业已有二十余年。
岑红福刚组织完成的一个项目，情况和圣莫尼卡小区正好相反。小区业主自己推动，用自己的业主维修基金，为社区装上了包含人脸识别在内的一整套智能安防系统。
这个上海虹桥河滨花园的项目，工程总价约为150万元，包括126个摄像头、12个高空抛物摄像机、511户智能楼宇入户可视对讲和出入口的人脸识别门禁、车牌抓拍等。
这一造价不菲的项目能够顺利推行的原因有很多。虹桥河滨花园是一个建成16年、定位颇高的社区。但像中国的大多数小区一样，十几年来，物业费没有变动，各项成本却普遍提升，结果就是物业服务水平下降。这就造成前一届业委会和物业之间矛盾频发，物业一直无法说服业委会动用维修基金，只能使用广告等公益性收入投入日常的管理维护。最后，矛盾的焦点之一，就是老旧的安防系统——那些早已瘫痪的摄像头——无法阻止小区里逐渐出现的偷盗和高空抛物问题。
2017年，经过一轮业主大会重新选拔物业的流程（其中包含争吵甚至肢体冲突），等到新的业委会上任时，面对的是小区较为破败的设施环境、多年积攒下来的充裕的维修基金，以及想要改善社区硬件条件的迫切民意。
张烨石是新当选业委会的副主任，他的本职工作是律师，他知道推动这样的工程，首先就是要规避风险，减少负面效应。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决定权交给所有业主，让他们投票。
每年年底，虹桥河滨花园业委会会在业主群里组织讨论，让大家选出下一年度排序靠前的小区改造项目是什么。业主票选出优先级最高的工程，业委会再去推进。招标、品牌、方案的选择，也都是经由微信群或者是业主大会，征求多数业主的意见。头一年的改善工程，业委会选择了简单，也比较“得民心”的工程，比如改善入口处的流水景观，紧接着就是安防系统更新。
携同科技在改造项目当中通常扮演的角色是，参与投标、设计智能化方案、从厂商那里采购设备，以及布线、安装、系统平台的搭建，提供后期运维服务等。除了小区项目，携同科技还会承接一些酒店、商场、仓库和政府部门的项目。
携同科技的工作人员正在维修保养一个包含人脸识别摄像头的智能安防系统
据《第一财经》YiMagazine了解，相比之下，公共场所（比如道路、人行道）的项目，大都是由电信运营商负责，因为相比于摄像头的硬件安装，此类工程最大的工作量在于前期准备，比如接入光缆，而这部分业务本来就由电信运营商负责。
在上海这样规则严格的城市，携同科技这样的工程方其实选择空间不大。按照上海市新的地方标准，智能安防改造项目所用产品的型号、施工流程等都有明确规定。比如包含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摄像头，在实际操作中，小区大都会选择海康威视、大华等国内一线品牌的特定型号。
以上海地方标准完成项目的话，费用会更高，仅仅是前端的监控设备价格就会贵上30%左右，如果后端再上传到可以和公安系统联通的平台，还会增加数万元的成本。
在岑红福看来，配备智能化安防系统已经成为内地城市不可逆的一股风潮，这其中既有政府的推动，也有小区居民自身的诉求。中国的商品房小区发展了二十余年，许多建成时条件十分不错的小区，硬件设备都已经进入更新换代的周期。按照岑红福的说法，在他接触的小区中，大多数居民对安全的需求，大于对隐私的担忧。
相比之下，国外同行想要在海外实行同样的项目，遭遇的阻力会大得多，即使在公共道路上安装普通摄像头，也会遭遇周围居民的质疑：是否有必要？某种程度上，这也使得原本强势的海外公司，在智能安防技术方面逐渐落后于中国本土公司。
对于携同科技来说，成本的问题可以靠公司的施工经验和技术能力解决，做小区的安防生意，最难的还是和居民沟通。一个小区几百上千户居民，众口难调，每个人的需求都可能不一样。比如楼寓入户对讲的安装，因为要到每一户居民家中安装对讲设备，上一户的安装耽误了几分钟，施工队就可能无法在约定时间赶到下一户家里，并招来不满。与携同科技一起竞标虹桥河滨花园的公司中，就有因此退出的。携同科技因为有自己专业的施工和技术团队，才能负担这类细碎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因为业委会前期与居民充分沟通，人脸识别进入虹桥河滨花园小区的过程中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也有像陈林一样顾虑到隐私安全的业主，不愿意自己的人脸信息被采集。业委会与竞标方一起商议了解决方案，让供应商在原有的人脸识别门禁上，增加刷卡和手机NFC的功能，让业主选择。
今年7月，整个系统正式启用。张烨石收到不少来自居民的反馈，称赞人脸识别门禁很方便，从菜市场双手提着菜回来时也可以轻松进到楼里。携同科技的施工也得到认可，甚至从部分业主那里获得了新的生意机会。这个小区的改善工程也被所在街道和区视为社区自治的一个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和寿山坊不一样，虹桥河滨花园的人脸识别系统并没有对接公安系统的网络，数据直接保留在小区物业的后台服务器中。并且，租户没有被包含在虹桥河滨花园人脸信息采集的对象当中，他们只能刷卡进入小区。在搬走时，租户需将门禁卡交还房东或者租房平台。“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大，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租户什么时候搬离了小区。”张烨石说，“如果业主卖掉房子，我们就会把他们的数据删除。”
当然，虹桥河滨花园这样能自费更新设施的小区，在上海，甚至在全国都属少见，大多数小区，即使是政府主动推广，也会面临成本问题。
一旦需要动用小区业主的资金，根据现行法规，必须经过小区业委会的同意，业委会也必须将此事明示所有业主。如果物业维修资金不足，或者是业委会没有能力说服业主动用该款项的小区，会找来愿意免费提供和安装设备的商家。后者当然需要利益交换——可能是设备上附加一块广告屏，也可能是使用过程必须安装某个可以收集用户数据的App。上海的另一个小区罗马花园的业主，就曾因为这一问题反对在小区安装人脸识别装置，他们的要求之一是：首先把账算清。
在外人眼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设备能否进入小区的问题，而在社区内部，这个单一问题经常和社区治理的历史问题牵扯在一起。比如张烨石就在安装智能门禁时，碰到一位年长老人的强烈反对，对方对人脸识别并不反感，但不满业委会换掉老物业。张烨石不得不上门，先解开他这个心结，再让他同意安装。
其实在圣莫尼卡小区，业主反对刷脸系统的另一个原因也和系统本身无关。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与旁边的某开发商区域总部办公楼连成一体，但两者之间并没有门禁和视频监控。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隔壁的办公楼进入小区地库，然后直接进入单元楼。小区业主本来就对这个安全漏洞不满，并反映多次。所以在反对人脸识别的同时也“旧事重提”，要求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谈人脸识别。
在开始采集人脸信息的前一天，陈林在电梯里看到了一张通知，上面写着：人脸信息采集工作暂时停止。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暂停的原因是“部分业主的强烈反对”。
某种程度上，人脸识别进入小区是一种测试，能测试出小区业主、业委会、物业、居委会、社区民警各方的日常互动关系。如果平时缺乏信任和沟通，那么人脸识别的敏感性只会放大；如果平时小区的议事规则运转顺畅，那么共识也更容易达成。当然，如果平时居民针对社区事务没有发言渠道和机制，那么人脸识别系统就会像其他政府指派的任务一样，在不经意间就进入社区生活。
在受到第一次的惊吓后，徐杰慢慢适应了新的开门方式，刷脸成了他开门方式的首选。与之相比，原本方便的拨手机模式，已经显得麻烦了。
在搬离寿山坊小区之前，徐杰想把那张和自己身份证绑定的门禁卡交给租房平台，可平台不收，于是他临走时把卡留给了小区门卫。在此之后的两周时间里，他还是会接到远程的门铃电话。再往后，估计是有新的租户入住了，他的手机不再收到这类来电。
不过他不知道，自己的脸还能不能打开那扇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徐杰、陈林为化名）
